街坊邻居闲散地站在街上，叙着这一年谁在哪儿做着什么，谁家的儿子找了谁家的女儿，谁家的女儿该跟谁家的儿子定事。说着今年挣了多少钱，明年想去干点嘛，或者觉得日子就是这么过着，说着钱确实是不好挣，可还是要挣。
小时候的伙伴都长大成人，结婚的结婚，当爹的当爹。26岁的永乐已是一个两岁女儿的爹，抬头的皱纹很深，说话越来越像我记忆中他爷爷的模样和调子，“到这里跟自己家一样”，除夕夜，他说着端起一杯酒，深一口，按辈分他该喊我爷爷，尽管只比他长两岁，他张嘴就自然地喊我“爷”，喊比他还小一岁的国国“叔”，越来越上道，像一棵老树上的纹路，各自按着各自的圈圈在转悠。
29岁的乐乐找了个女朋友，除夕夜带着一起过年。第二天中午，骑着电动摩托车送女朋友去上班。推开大门，推出摩托车，后面跟着女朋友。女朋友斜坐在后座上，拦着乐乐的腰，旁边的媳妇和老太太们看着，窃窃叙说着：“这是乐乐才找的媳妇，不赖。”乐乐以一种带媳妇回家过除夕的方式，向街上的邻居告知着，他找到了他的媳妇。长得还不赖。
乐乐是我小时候最好的伙伴，乐乐的妈妈因为脑瘫意外过早去世，父亲身体不好，无所作为，生活日渐艰辛。两个妹妹出嫁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待嫁。两个妹妹皮肤很白，眼睛很亮，非常懂事，小时在我们中间是最漂亮的一对姊妹。妈妈过早地没了，他们一个完整的家，塌了。乐乐还是很帅，脸上不再只是带着大姑娘一样的羞涩，而是默默地变得坚定起来，一口能喝一大杯酒。
日子却如同门前那棵长了数百年的皂角树，倒掉之后再也起不来。
大年初一早晨起来，站在二楼房顶，和叔叔、老爹放了一挂一万响的鞭，红色的炮皮铺满一地，像散落一地的玫瑰花。老爹拿起笤帚扫出一条道，他怕粘脚，弄脏客厅。客厅是我和叔叔、弟弟花了一天的工夫收拾出来的，很干净，看上去比过去舒服许多。
鞭炮响过，街上回到平时的平静，来去的人们缓缓地走着，过去的年青人忽然变成了个“小老头”，那些过去的老头们大多都去了山上，再也没能回到这条街上。感慨着人事变化，后来长大的小孩子们，一个都不能喊出名字来，只认识乐乐、国国、永乐……那几个小时候一起玩过的伙伴。
叔叔也很少能跟老家的同代人交道。大年初一下午，他在客厅里围着火炉打了一阵盹儿，开着车要回他带暖气的家里，婶婶和妹妹也要去逛商场。老家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冰凉的水，谁都不想去碰去刷碗。早已适应城市生活，回到老家，不断听到彼此在抱怨“没有热水，洗碗冻死了。”“上厕所还要出门，冻死了。”“晚上睡觉，冷死了。”渐渐地，已经无法再适应曾经一直存在着的生活。
乡村的生活，已成为过往中的一种记忆，一个符号。妹妹在洛阳，跟我在北京一样，很少回老家，平时都住在城里，不再回去。舍不得老家的，只有老爹和老妈，他们仍保留着对老家生活的不舍。老家有他们熟悉的街坊邻居，见面打招呼不用考虑说什么直接可以开玩笑，还有爷爷奶奶去世后留下来的无法抹去的痕迹……但老爹回去，跟街上人聊完也感慨说：“没地方去。”他不知道该去哪儿串门。他的那代人，有些人病，有些人过早离世。
就这样，生在农村，童年生活在农村度过的自己，却渐渐地都远离了那个地方。回去，已成为某种象征。其实，我知道，谁都很难再回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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