俞可平论述民主，说《民主是个好东西》，出书论述，引起民众热烈讨论。近日，采访途中的一件小事，令一直视民主为好东西的记者，体会到民主并不完全是个好东西，只不过是一种最不坏的形式，优于专制和特权。
事情是这样：四人受命去采访山东火车相撞，一名司机，三名记者。行程2/3，接到宣宣指令，禁止外地媒体采访，报社要求不要暴露记者身份。
抵达淄博后，四人产生分歧：掉头回去，还是继续到现场只看不报道？司机和一名记者不愿再去现场，想按指令撤回；摄影和另一名记者坚持要到现场拍照，见证事件，即使不再做报道。深夜，坐在淄博街头的车里，双方板着脸，僵持不下。
讨论，表决。
坚持要去的理由：来了，不去现场拍照，心里觉得很遗憾；这么大的事故，来了就想到现场去看看。
不愿去的理由：没有必要再去，已经不能报道，不必赌气；去了，如果暴露身份，反而给报社增加不必要的麻烦；司机拿出驾驶证，上面显示为“***报社”。“警察拦下来车，肯定要出示驾驶证，肯定会暴露身份，给报社和老总添麻烦。你们考虑下。”
经过讨论，考虑到采访的危险性被放大，摄影记者放弃。最终，三比一，掉头撤回。夜色中，司机缓缓地启动车，沿着高速路原路返回。车厢里，一路沉闷，无人言语。
事情很简单，这件通过民主形式决议的事，其实已是一件对结果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的事，却让记者对民主的形式产生一些与以往不同的想法。
第一，民主是一种妥协。这种妥协是少数人向多数人的妥协，但不一定是错误意见向正确意见的妥协，更多时候是向利益最大化妥协，怎么做有利，怎么做安全，就最有可能向那个方向妥协。比如，某个村子拿到一笔土地赔偿款，让村民表决是瓜分，还是投入社保基金，可能更多人会投票选择瓜分，即使投入社保金更长远，但很难见效让人选择放弃。
第二，民主会被意外因素左右，需分清投票者的身份。按说，执行任务的四个人是利益共同体，目标是完成采访任务，不过，分工不同。司机负责安全运输，记者负责完成采访。走什么路线，怎么保障安全行驶，是司机分内的事情；决定是否前去采访，如何完成采访，是记者分内的事情。所以，是否再去现场采访，表决权应在三名记者，而不在司机。司机有参与讨论的权利，但不应有决定投票权。比如，负责某厂的货运司机，可以参与讨论如何将产品安全送达目的地，但不能决定是否运送货物或获得货物的利润。厂方可以根据司机的意见，决议是否再运输。
民主形式中的投票权，如果不做限定，一些非直接因素会将一个事件引向反的方向。
第三，民主并不能保证真正理想的东西实现。如果视见证新闻事件，记录新闻本身是记者的分内工作，明知不可而为之，作为一种坚持理想的状态。即使无奈，仍要见证，等若干年后，再以历史的形式表达出来，去，就显得有些理想主义。不去，也是一种现实考虑。因为明知，去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或收获，况且去了还要冒着暴露的危险，承担不必要的麻烦。选择不去，不失是一种妥善的安全的考虑和做法。不过，丧失的是逼近真相的可能，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怎么选择？选择什么？理想主义者在民主投票中占多数，决议注定会有许多冒险在里面；现实主义者在民主投票中占上风，决议注定会安全妥帖不过缺乏创新和勇气。前者，善破，常新；后者，善守，常稳。看你将什么作为理想，这由两个认的性格和价值观决定。
第四，民主形式注定一方意见要强奸另外一方意见，被强奸的一方该怎么办？通过民主的形式，必要决定出来些事情，一旦决定出来，一方意见必定覆盖另外一方的意见。胜为王，败为寇？决议形成后，如何保障败者的利益和意见？作为另一方意见，常常会以反对者的姿态出现，如何能让败者与胜利者合作，这是需要意见败者和意见胜利者共同沟通的事情。民主表决的目的是什么？无非，是要获得最安全和最科学、最有利的方案。被强奸者的意见，并非完全没有价值，只是暂时不能被绝大多数受益人认同、接受。
第五，民主选择的背后或许暗藏着专制和权威。指令下来，去或者不去采访，或许不再只是个人意志真实的表达，而是考虑到所服务机构和个人的利益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。作为一名职业新闻记者，采访写稿是分内的事情。一旦有外力施压，没有办法必然只能屈从。比如，在一些黑恶势力控制的地区，民选出来的村长并非是真正自己喜欢和支持的人，但在利益和强权面前，只能选择屈从而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思。有些人抗争，有些人坚持，有些人改变初衷屈从。事实上，历史和现在都不乏这样类型的人，历史总是在按照规律重演。
一直以来，很多人包括自己，在没有更好议事决议程序时，对民主形式的盲目信任和崇拜，其实，也是另外一种盲从。民主这种议事形式，不过是强于传统的专制和一人独尊，一意孤行，并不是最优良的议事方式，并不是最科学的决议形式。
废话这么多，其实，自个也想不明白，只是觉得民主并不是最好的形式，那谁知道决议一件事的最好形式是什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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